【文章来源:国际人才交流 2014-08-22】原标题:外籍专家:创新三大挑战

中国的科技创新是否应“依循西方模式”?

中国的科学研究应如何更好地与产业相结合?

中国为何没有成为一些世界级外国专家的首选地?

围绕我国的科技发展创新,在5月22日的座谈会上,在沪外籍专家向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科研文化挑战

“作为一个科学家,你必须把一切都献身给科研事业”。这就是中国科学院50多年历史上第一位外籍所长、著名美籍华人科学家蒲慕明对待科研的要求。他自己一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基本上没有休假。

网上广泛流传着2001年他给实验室立下的规矩,比如要求“每个人每星期必须在实验室50小时以上”“小说和非科研性杂志不准带入实验室。如果离开实验室超过1个小时,必须事先请假并得到允许”。蒲慕明以这些“苛刻”要求,来保证他所领导的研究团队走在世界科研的前沿。

“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中国科学家群体完成了两项生物科学界的重大突破——人工合成有生物活性的胰岛素和转运核糖核酸。这两项成就在当时科学界是普遍认为可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这些成果根本不是几位科学家自己所能完成的,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那个年代的文化,即每个科学工作者把集体的目标置于个人荣誉得失之上。令人遗憾的是,这种集体追求一个科研目标的文化在目前中国的许多科研机构已消失殆尽,美国式的科研机构也不能培育出这种文化”。

蒲慕明在美国和中国从事科研40多年,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科研创新背后的深层次文化的思考。

从1999年起,蒲慕明担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首任及现任所长,在研究所引进了“美国模式”。十多年来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得到国际神经科学界的认可。蒲慕明似乎并不满意这些成绩,反倒是经常在反思研究所的缺陷:当今世界脑疾病的社会负担已是所有疾病的榜首(超过癌症或心血管病),而研究所的这些研究和国际同行的基础研究一样,与脑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仍存在巨大差距。

他从内心深处向往富有中国传统色彩的集体精神。2014年5月22日下午,作为在沪工作的50位优秀外国专家代表之一,蒲慕明参加了习近平主席与在沪工作外国专家座谈的全过程。在当天上午国家外国专家局组织召开的外国专家座谈会上,他用英语发言,充分表达了这一思考已久的观点。

“西方训练的科学家的核心价值观是个人主义,个人的科学兴趣和个人成就的荣耀是他们科学追求的主要动力。这种注重个人成就的价值观在全世界科学界造成了大量不必要又极为浪费的科学竞争,严重地腐蚀了解决世界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所需要的合作精神。近年来先进国家突飞猛进的科技发展并未能解决西方社会目前面临的许多紧迫问题,更不用说解决发展中国家特有的许多危机。我认为问题的根源之一在于西方科学家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

蒲慕明建议: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必须认真重新考虑是否应“依循西方模式”来发展科研机构和教育下一代的科学家。也许中国科学对世界科学最有价值的贡献,不是在西方的科技成果之上增加一些更多的成果和突破,而是在全球科学界注入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分,增强科学家将共同目标置于个人成就之上的集体精神,以助于解决世界面临的许多紧迫问题。

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更常见的是一种忘我精神和对社会的关怀。社会目前需要的是在追求个人兴趣和成就的西方个人主义之中注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怀社会的精神。他认为,中国科学界可能对世界科学的贡献,不只是有大批科学家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大批论文,得多少个诺贝尔奖,而是能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忘我精神和社会关怀注入科学界,及早解决世界上各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将是中国科学家对世界科学界独特的贡献。 

“产业化”挑战

中国希望通过国际合作实现科技创新,这在德国籍病毒学家艾德铭看来,目前仍然面临一些重大挑战。

“中国的学术研究太注重高级科学研究,而不是对创新能力的关注”。曾经在5个国家先后工作过25年的艾德铭过去的4年半,一直在中法两国合作的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从事研究并担任所长,对中外科研机制都有着很深刻的体会。“中国科学家似乎更愿意追求在世界级期刊上发表论文,而不是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他们没有充分的精神动力或物质奖励去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或者与产业伙伴共同开发专利” 。

他建议,中国应高度重视科学发现带给社会的实际好处,在研究和产业发展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比如说,通过产学资助计划,以及将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作为科研的评价标准,来形成更好的激励机制。

除了完善科研机制,他认为,科学家本身也需要转变观念。“科学家应当为发表世界级的科学著作而自豪,也应当为研发出拯救生命的药物而感到同样的自豪”。

艾德铭的观点得到了习近平主席的赞同。习近平在点评他的发言时指出,教育与科研如何相结合?科研与产业如何相结合?这些问题在一点一点地解决,一部分一部分地解决,但是总体上我们觉得还是一个存在的问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继续得到解决。

习近平指出,大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基础学科,必须要有这方面的领先领域。但是在应用角度怎么推动?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人才的基础应该是技工,有技工、有工程师、有发明家,这样组成中国的团队,在实业方面就始终不会泡沫化。

十几天后,6月9日,习近平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全面深入的论述。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康熙皇帝向外籍人才勤学百科的故事。康熙曾经对西方科学技术很有兴趣,请了西方传教士给他讲西学,曾经连续2年零5个月不间断学习西学,内容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音乐,甚至包括哲学,光听讲解天文学的书就有100多本。时间不谓不早,学的不谓不多。康熙为何没用所学为大清帝国插上科技的翅膀?原因在当时并没有让这些知识对经济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大多是坐而论道、禁中清谈。

习近平在讲话中接着介绍,1708年,清朝政府组织传教士们绘制中国地图,后用10年时间绘制了科学水平空前的《皇舆全览图》,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这样一个重要成果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社会上根本看不见,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学得再多,束之高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当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

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国一直存在着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其中一个重要症结就在于科技创新链条上存在着诸多体制机制关卡,创新和转化各个环节衔接不够紧密。就像接力赛一样,第一棒跑到了,下一棒没有人接,或者接了不知道往哪儿跑。

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问题上,中国的领导人和外国专家的观点高度一致。

“吸引力”挑战

“中国对外国创新人士很有吸引力”。在荷兰专家奈斯安看来,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

“原因之一:中国是当今的创新热门国家。预计在未来十年,全球30%的经济增长将来自中国;几乎所有非中国本土的《财富》世界500强公司都已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原因之二:外国人才能一展所长,帮助解决中国社会也是全球所面临的挑战——如构建绿色节能增长等”。

在5月22日习近平与外国专家座谈会上,奈斯安从一个外籍专家的角度向习近平主席逐条分析了中国“吸引力”。

奈斯安畅谈中国“吸引力”并非恭维之辞,而是现身说法。她从2008年起来到上海,担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全球策略总监,来华之前曾担任过荷兰教育、文化及科学内阁大臣,议员,学院院长,还曾任职于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在能源行业拥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中国“吸引力”是她来华最直接的原因。

当然,中国“吸引力”的充分发挥,还需要有具体的吸引平台。比如,吸引奈斯安的事业平台,就是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这所已跻身全球领先的商学院。

基于长远和现实的深远思考,奈斯安直接向习近平主席建议,中国应着力打造“全球最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地”,为创新人士及其家庭提供最优厚的待遇。比如,参照中国的“国家级首席科学家”模式,分五步建设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

第一步:建立一批一流的卓越创新中心。

第二步:为每个卓越创新中心建立项目数据库。

第三步:向一流的外国专家宣传项目理念。

第四步:将创新项目数据库在网络发布,以便向全球“众筹”创新方案。

第五步:重视对外国专家的激励,表彰牵头创新项目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外国专家。

在中国吸引国际顶级专家问题上,并非所有的外籍专家都像奈斯安那样乐观。

“现在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全球科学家们发展事业的理想目的地,但是事实上,并没有成为一些世界级外国专家的首选地。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缺乏长期的职业发展前景、国际学校资费昂贵、配偶找工作也比较困难。

“国外的科学家对中国现今科研体系的实际情况存在很多误解,认为这个系统很难理解,很难在其中长远发展,但是中国实际情况远比海外媒体报道的更好、更专业。

“科研项目申请系统还没有完全对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开放。在中国建立公司比在其他国家更复杂、更漫长。创新商业模式很难实现”。

德国籍病毒学家艾德铭就毫不隐讳地向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吸引人才的瓶颈问题,并就改善中国创新环境提出了十分具体的建议。

“几年前中国开始推行的‘千人计划’吸引了一大批海外专家学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我担心由于缺少对这些引进专家在工作和生活上的支持,这个好的趋势有可能逆转。中国甚至有可能又成为人才的‘流失地’,再次失去一些通过从‘千人计划’和其他渠道已经引进的海外人才”。20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莱格特的观察和担心,明显地过于悲观,但他对中国吸引世界顶尖人才的顾虑,在国外科学家中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